| 在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一年多的时间里，外资银行在中国正呈现出日益加速布局的势头。可以说，短短一年间，中外资银行的竞争格局已初步形成。就中资银行如何应对外资银行的冲击，以及未来中国银行(601988行情,股吧)业的发展趋势等问题，在日前在沪举行的“第二届外资银行高峰论坛”上，业内资深专家郭田勇(郭田勇，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证券期货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博士)提出了独到的观点：
市场环境越来越好
《上海金融报》：自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以来，已经有超过20家外资银行在内地成立了法人银行。可以说，中外资银行的竞争格局已初步形成，您对此如何看待？
郭田勇：现在中国银行业确实有着非常好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挑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如果我们可以做到旁观者清的话，我是非常高兴的。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想以我的身份，用后面的这句话来概括可能更加恰当。
今年是我们改革开放30周年，这30年来，我们银行业获得了非常大的发展，可以说是飞速的发展。我从去年开始和中央财经大学的王校长共同完成了一本专著，就是《中国金融改革30年》。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对改革开放以后金融业、或者说银行业做了一些总结和概述。同时我们也对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进行总结概括。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以开放促改革，这是我们金融业，包括银行业发展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
这一年多来，外资银行进入国内市场以后，给中国银行业输入了很多新鲜血液。尽管整个银行业的发展面对着行业的问题可以说是错综复杂的，但整个银行业经营的市场环境越来越好。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外资银行在共同的一个大平台上不断地竞争和经营，中国的银行业整体竞争力和运营水平将会变得越来越高。
《上海金融报》：您觉得外资银行为中国银行业带来了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郭田勇：我们通过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让外资银行到中国来，把它们的公司治理的经验都注入到我们的中资银行来，确实让中资银行的管理水平和经营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同时，外资银行在一年多以来。全面进入了人民币业务，进入了中国的市场，也带来了很多的新业务和产品，这也对我们中资银行业务发展水平业带来了促进作用。比如，最近渣打银行在北京推出了一款叫“现贷派”的新型金融产品，就是开展无担保、无抵押的信托贷款，非常有新意。总之通过这些方式，我们的确看到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速度非常快。或者说，它们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银行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从外资法人银行进入中国一年来，各家银行的贷款增速也非常快。其实中资银行也是一样的，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不断推进银行战略转型
《上海金融报》：今年国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将对银行信贷造成一定压力，这种情况下，各家银行应该如何应对以保证其利润不受影响？
郭田勇：当前我国银行业确实面临着宏观调控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我们从几个指标就可以看出，货币增长速度仍然偏快，同时物价、房价涨幅依然偏高。另一方面，银行信贷增长居高不下。大家知道，银行业贷款增幅那么快，量那么大，这就说明社会的各个方面投资需求还是非常强烈的。同时银行贷款那么快，就会转而对未来的物价上涨形成更大的压力。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想应该说从政府的宏观调控来看，现在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从商业银行来看，它们本身是逐利性的机构，增加贷款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博弈”。我们说现在是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博弈”。因为，如果说贷款增速持续偏高的话，这无论对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对未来的物价指数带来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如果说我们在今年一月份7.1%的CPI的情况下，未来继续爬升，甚至说未来CPI达到两位数的话，这势必会导致政府出台行政性的手段来紧急刹车。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就会造成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大面积的反弹。因此我想说，在目前银行信贷增长偏快的情况下，银行的潜在风险也是在加大的。
关于这方面其实我们也掌握一些情况，比如说现在地方银行对于不良贷款率的界定和资产分类，应该说还是存在一些不规范，或者不严肃的一些问题。所以说，现在银行改革要实现向纵深的一个推进，应该从总行到下面各个分支机构进行渗透推进，让下面的分支银行真正建立起一套有效的风险管理和约束机制。应该说这样的效果会更好。有一句话叫“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可以知道谁没有穿游泳裤”。我想银行也是如此，危机之中，风险控制能力可能就能看出“没有穿游泳裤的人”。
《上海金融报》：此前已经有人提出了银行业要实施战略转型，目前的形势对银行业来说，是否更迫切地需要加快战略转型？
郭田勇：在如何实现利益统一上，我认为2008年及时推动银行业战略转型是很重要的任务。作为我们中资银行和国际大银行相比，其实我们更多侧重于信贷收入，我们的利息收入占银行总收入的80%以上，而发达国家大银行基本上都是40%到60%的水平，所以未来要推进商业银行从传统的经营存贷业务转向中间的业务、从公司业务转向零售业务，要强化后面两个业务作为重点，然后以此不断推进银行的战略转型。我想这仍然是银行业2008年需要强调的事情。
《上海金融报》：美国次级债危机让许多国际大银行亏损严重，也衍生出人们对于金融产品创新风险问题的探讨，但另一方面，银行的发展又离不开金融创新。如何兼顾创新与风险控制，您对此有何看法？
郭田勇：我认为要辩证地看待金融创新。我们知道金融创新是整个金融业发展的动力，可以说只有创新能力强的金融机构，生存空间才大，银行业确实还是要鼓励金融创新。但对金融创新带来的负面效应，要进行有效的防范，这是我对美国次级债危机的感触。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次级债危机看起来是银行给没有达到标准的人发放贷款，转而银行以打包的方式发行次级债产品，将风险转嫁，形成这么一种机制。但是大家换个角度想，美国次级债危机之所以从金融领域最后扩散到整个社会，我想这跟美国在金融创新当中盲目的扩大化是有关的。中国银行业在创新中也要注意这方面的风险防范，在必要的情况下，我认为可以设立一些专门的监管和协调机构，对一些跨行业的产品交易进行有效的监管。
应鼓励中资银行海外扩张
《上海金融报》：随着美国出现次级债危机以后，中国有一些机构曾经也有意向去收购美国出现危机的金融机构；另一方面，一些中资银行也纷纷开始设立海外网点。您如何看待银行业的海外扩张？
郭田勇：对银行业的海外扩张问题现在质疑之声也比较多，但我觉得还是要积极稳妥地推动银行业向海外扩张。我想强调一下，从目前的发展来看，我们的银行业对外资开放，但开放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在中资银行有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走出去，我觉得还要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因为，通过银行业的海外扩张，的确可以为我们中资银行的发展带来一些好处。
首先，中资银行可以形成新业务增长点；其次，可以形成一个好的资金出口；第三，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在今年年初花旗银行等一些国际大银行受到次级债损失严重的情况下，我们的工行、中行、建行这三大银行现在已经排名全球前三甲了，这是以资产总额排名的。但其实我们这些大银行的国际化程度和其资产排名是很不相称的。我们看工行，它95%以上的盈利都来自于国内，而我认为要真正成为国际顶尖的大银行，就需要走出去。所以海外扩张可以提高国内银行的国际化程度，同时也可以为我们本国的企业在海外经营保驾护航，或者说提供追随战略，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中资银行进行海外扩张，从宏观来说，也可以增加对抗风险的能力。
所以，对中国银行业的海外扩张，总体上我是持积极鼓励的态度。
《上海金融报》：海外扩张过程中，中资银行需要注意些什么？
郭田勇：在海外扩张当中，选择合理合适的时机也非常重要，不能盲目扩张，要保持谨慎的态度，从而提高扩张的有效性，使这个行为能够形成长期的盈利点，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觉得现在中资银行要理性“出海”，所谓理性“出海”我想可能有三点要注意。
首先，在目标市场的确定上。为什么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很多人并不支持这些银行一下子冲到美国收购一些机构。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去收购美国的这些机构以后，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制度和它们的整合到一块儿。毕竟从前期经验来看，我们之间是有差异的。所以说，我认为可以由近及远，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入手，比如说像工行，现在在南非设立分支机构，这是非常好的。
第二，中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在海外选点也要灵活选择。
第三，出海以后，还要真正地把中资银行业务和国外当地的银行业务进行有效整合。在整个“出海”过程中，中资银行就应该考虑怎么样让业务整合变得更加有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