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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子”也并非每天都蹲点守候在这家商店门口。中秋节之前,他经常去南京路第一食品商店门口转悠。他去这个地方并不是找客户,而是找其他“黄牛”换券。“胖子”说,中秋节时,第一食品商店门口往往聚集了一两百个“黄牛”,仿佛开大会一样。“黄牛”们在这里互通消息,寻找更多的商机。
“第一食品商店有很多大‘黄牛’,他们手里的券都是论万的。”说到这里“胖子”忍不住啧啧了两声。中秋节前,有的公司采购也会过来问他要月饼券,一下子就要1000张,“胖子”手头没货,只好到第一食品商店找大“黄牛”要货。“最关键的是,这些大‘黄牛’还能提供发票,否则这些公司采购是没法报销的。”“胖子”压低声音说,做这种生意还要记得给公司采购一些回扣,哪怕是100元,这些人也会觉得你很上路,以后还会来找你。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让“黄牛”们大赚一笔。但是算起来,今年让他们赚得最多的还是世博商机。世博会期间,“胖子”并没有到世博会门口揽生意,而是继续蹲在商场门口“守株待兔”,一张世博门票130元收进,160元卖出。最赚钱的“黄牛”几天就入账上百万元。
[“黄牛”眼里的“黄牛”]这行赚钱但累人,明年拟开高档饭店不做了有需要,就有供给。卖家用不掉有供应,买家想获得有需求,“黄牛”则打通了供需双方之间的屏障,只要价格能接受,三方都得益。
不过,面对稀缺商品,“三赢”的局面也会被打破。比如春运火车票,黄牛几乎垄断了资源,坐地起价,这就损害了买票人公平购票的权益。更何况有“黄牛”制假售假,更是让消费者不爽。如何让商品不稀缺,应是有关部门解决的当务之急。
对于掌握大量资金的大“黄牛”,“胖子”并不十分羡慕。“风险太大,钱赚太多也会堕落。”“胖子”颇有感触地说,介绍他进这行的那个“黄牛”早已不知去向。4年前,这个“黄牛”就拥有80多万元的身价,但是“胖子”最后一次见到他时,发现他已染上毒瘾,短短几个月就把80多万元花光了。 “胖子”叹息着说,在“黄牛”圈子里,能赚大钱还保持清醒的人不多,因为干这行钱来得太容易,不少人在不知不觉中堕落了。
另一方面,“黄牛”总是生活在阴暗的角落里。即使有钱,也不会受到大多数人的尊重。 “大多数人不喜欢‘黄牛’,他们害怕我们设局骗他们,卖假票假券。 ”“胖子”有些无奈,“黄牛”在大多数人眼中就是“坏蛋”,“其实除了有些人使坏坑人外,很多‘黄牛’都是靠体力吃饭。 ”
“辛苦是辛苦,我感觉现在过得还是蛮有滋味的。”“胖子”笑嘻嘻地说,看着老婆、孩子,他就有了拼下去的勇气。在即将到来的2011年,他计划在闹市区开一家有档次的饭店,饭店多赚点钱,他就不用做“黄牛”这一行了。
虽被外地人盘踞,但上海人情商智商仍是“一只鼎”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黄牛”方兴未艾。在“胖子”看来,周立波模仿的倒卖外汇券的“打桩模子”应该算是80年代后第一代“黄牛”,这批“黄牛”以上海人为主,但之后上海人的比重越来越少。如今,只有一些四五十岁的上海人还依然做“黄牛”,而大部分的“黄牛”则来自外地,并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比如江苏海门人专做联华OK卡的生意,在商场包柜台倒卖礼券则是安徽人的主营项目。而“黄牛”也分三六九等,大“黄牛”运作资金往往有几百万元,有时候还能“垄断”某个商场的促销活动,像“胖子”这样的只能算是小角色。
“不过,你不能不佩服还是上海‘黄牛’最聪明。 ”“胖子”总结,做“黄牛”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看脸色和头脑聪明。看脸色靠的是情商,头脑聪明则是考智商,算账要清楚,特别是商场折扣券,“买多少抵扣多少,赠送多少积分”,各个商场都有专门的人负责计算,而“黄牛”则需要算得过这些专业人士。 “胖子”感叹说,在算账这方面,上海老“黄牛”们有自己的一套,顾客还没弄明白,他们已经算出来了,“头势绝对清爽”。现在,有的外地大“黄牛”即使能“垄断”某个商场,也会聘请上海老“黄牛”专门负责算账。